来源:网络  作者:佚名

(1586)二月,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,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。这太不寻常了,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,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,还是恭妃,地位在皇贵妃之下,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。皇帝如此行为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显失公平。 

由母亲的待遇,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,大家为皇长子担忧。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,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,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,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,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。他们要防患于未然,给皇帝一点压力,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。 

户部给事中姜应麟(字泰符,浙江慈溪人)上疏指出皇帝偏心。他说:"礼贵别嫌,事当慎始。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,恭妃诞育元嗣,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。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,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,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。请收回成命,先封恭妃,然后再封郑妃。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。"而且进一步发挥道:"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,避嫌疑,分主次,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,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,以定天下的根本,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,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。"显然,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,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,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。 

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,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,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,不便发作,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。于是勃然大怒,把奏疏扔到地上,召见大太监,用手拍着桌子大叫:"册立贵妃,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,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?!"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,皇帝过后一想,人家说的有道理,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,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:"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,故特别加封。立皇储自有长幼。姜应麟疑君卖直,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。"

 

疑君卖直、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。到了明朝中期后,敢直白地骂皇帝,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。 

于是,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。知县是正七品,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,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。典史在主簿之下,不入流。 

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,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、杀头的一根筋官员,吏部员外郎沈璟、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,被惩罚。北、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,皇帝都不理睬,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。 

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,热闹还在后面。 

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 

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,摆出的是堂堂之阵,正正之旗,言必称孔孟,称祖制,说江山社稷,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。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,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,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,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。你皇帝怎么办?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。 

可以说,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,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,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。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,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,比如申时行,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,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,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,而是想办法斡旋。 

因此,万历帝很痛苦。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,是冒天下大不韪,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,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。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"大礼议"。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,生母为太后,尽管惹起朝野非议。但毕竟有张璁、桂萼这样的文臣,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。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,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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