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网络  作者:杜东冬等

bsp; 大军云集、准备出兵之际,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,马上从病床上“惊起”,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。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,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“多国部队”已经集合完毕,开弓没有回头箭,已经没有退路。值此紧要关头,陈汤怒发冲冠,手按剑柄,厉声警告甘延寿:“大军都已集合,你想让众军泄气么?”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,这时也只能“遂从之”,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。

    甘、陈二人通力合作,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“自劾”矫诏之罪,同时“陈言兵状”;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。就这样,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,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。

    奔袭三千里

   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,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“赌徒”。其实,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,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。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,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:

    第一,缩短距离。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,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,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: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,一下子少了一大半,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,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。

    第二,把握战机。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有云:“攻其无备,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,不可先传也。”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,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(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也是这个道理)。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,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,兵锋直指其城下,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,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。

    第三,人和于战。陈汤矫诏发兵,所征集的“多国部队”或为屯田汉军,或为西域诸国兵马,他们对于远征地理行程和北匈奴作战特点的了解,都远远超过从中原地区调来的汉军,利于行军作战。

    同时,四万之众的汉胡合兵,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,还有利于形成“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”的政治优势,师出有名,义正词严。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,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,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。司以说,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:平战结合,就近发兵,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。

    公元前36年冬,在郅支杀害汉使、远遁康居八年后,大汉王朝西域都护、骑都尉甘延寿、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汉胡大军向康居挺进。大军分成六路纵队,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(今塔里木盆地南边缘)越过葱岭(今帕米尔高原),穿过大宛王国;另三路纵队,由北道(今塔里木盆地北边缘)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,横穿乌孙王国,进入康居王国边界,挺进到阗池(今中亚伊赛克湖)西岸。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,安抚受惊小国,探听对手虚实。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,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:下令严守纪律,不准烧杀抢掠,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,谕以威信。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,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。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,汉胡联军势如破竹,距单于城30里外扎营。

    当陈汤的“多国部队”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,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。他所表现出的茫然、慌乱和无措,与先前的狡诈、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面对大军压境,他遣使来问:“汉兵来这里干什么?”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:“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,愿归顺强汉,身入朝觐。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,屈居康居,故使都护将军来迎。”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,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,最终汉方不耐烦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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